人民日報 2015-06-10 我要投稿>
互聯網立法監管期待升級版

面對現有的立法監管,由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所帶來的新問題層出不窮。因此,互聯網立法需要在互聯網技術的常變常新與法律的穩定性之間找到合理平衡點。

  “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這是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未來經濟提出的明確願景。

  如今,“互聯網+”推動大衆創新、萬衆創業的浪潮奔涌,但商業信息、個人信息泄露和濫用等潛在風險也在加劇。而社會圍繞打車軟件打破傳統出租車行業利益格局所形成的爭議,也折射出其背後大量互聯網特有的“跨界打劫”在法律層面遭遇的困境。

  尋找技術與法律的平衡點

  事實上,我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20多年來,有關互聯網的立法一直相隨左右,時至今日,相關立法己蔚爲壯觀。在法律法規層面,我國早在2001年就已經頒布《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另外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等10餘部行政法規、20多部重要的部門規章以及“兩高”發布的若幹司法解釋,針對網路信息服務、網路犯罪等多個領域予以規範。

  然而法律專家表示,我國現有的互聯網法律法規仍存在不少問題,其中主要包括互聯網領域的專門立法整體層次較低、立法主體間的系統性與協調性較差等。而“互聯網+”戰略的提出,更是對立法前瞻提出了迫切要求。

  據了解,在現行的170餘部涉及互聯網的法律法規中,具有法律性質與行政法規性質的互聯網立法不到21%,而法律效力層次較低的部門規章和司法解釋所佔比例近80%;參與立法的主體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工信部等24個部門。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馮玉軍認爲,我國互聯網立法面臨的困境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政出多門,相關的立法技術尚待提高;另一方面,立法先天就具有滯後和穩定的特點,這必然與互聯網創新發展“唯快不破”的特點存在衝突。

  “互聯網立法需要在互聯網技術的常變常新與法律的穩定性之間找到合理平衡點。” 馮玉軍說,“我國互聯網立法仍須突破多龍治水的局面,建立起一套有針對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的法律保障綜合治理體系。”

  既要有“紅燈”也要有“綠燈”

  隨着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網路幾乎與現實生活形影不離,很多法律糾紛被“平移”至網路平臺,新技術、新環境造成的各式各樣的“侵權”也越來越常見,名譽侵權、版權侵權、個人隱私保護等方面的法律糾紛也都在增長。

  土豆網首頁副主編於國瑞告訴筆者,該公司最近就遇到了侵權糾紛。“土豆網之前曾爲一檔節目的制作付出很大投入,播出後也深受網友好評,但結果卻發現一些視頻網站不但截取其中的精彩片段放在自己的網站上,還遮掉土豆的標志。”於國瑞說,“由於目前的規定對各方的義務責任界定不清,所以我們也難以採取嚴厲措施,只能讓法務和他們交涉,撤掉相關視頻。”

  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德衡律師集團總裁蔣琪認爲,在現有條件下對待互聯網對原有法律監管體系的突破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應該有所區分,他將其比喻成“紅綠燈”原則:有些互聯網創新能夠良好地運行在現有法律框架體系之內,對此就該“綠燈”放行;有些創新雖然與以往立法監管中的做法不盡吻合,但由於法律解釋的彈性爲其留出了合法空間,對此不必過分壓制,但應點亮“黃燈”提醒注意;有的互聯網創新則直接觸碰了法律法規的底線,在沒有進一步的立法修改之前,必須以“紅燈”禁行。

  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教授表示,在立法的價值取向上,維護網路安全應是首要價值追求,同時要兼顧網路自由,注重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和言論自由,實現網路安全和網路自由的協調。

  “這麼多年來,互聯網立法的價值取向更側重於保護互聯網發展。”馮玉軍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以微博爲例,以往網站發布的信息均是由網站自己掌控,但是有了微博以後,數量衆多的微博用戶變成了信息發布的源頭,微博運營商面對如此龐大的信息量,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對所有的信息內容進行審查。這個時候如果對網站加以較重的審查義務,勢必加重網站的負擔,不利於網站的發展。”

  立法要呵護互聯網活力

  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CNNIC)《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49億,互聯網普及率爲47.9%。

  “互聯網的深入普及在逐步把現有工業推向4.0時代的同時,也對傳統的互聯網立法觀念提出了挑戰。”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中心研究員朱巍認爲,網路技術已經將民事生活的各個方面“互聯互通”,只有將互聯網技術的特徵引入到民法典中,才能真正顯現出立法的指引作用。

  朱巍表示,“‘大數據+’爲民事生活帶來很大影響,例如,傳統隱私權保護界限將被突破,新型服務行業契約責任將取代替代責任,財產權範圍將更加擴大,虛擬人格或將獨立,互聯網的中立性觀念即將轉變,這些趨勢要求立法監管必須要突破固有的思維方式。”

  早在2013年12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就成立了電子商務法起草小組,其草擬原則有三條:鼓勵創新、競爭和發展,規範市場秩序,保護市場和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品新認爲,“以阿裏爲代表的電商已就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制定出了若幹可操作的平臺規定,互聯網法律法規的完善除了要借鑑這些規定外,還應保持開放的態度,積極接納廣大網民的監督與參與。”

  據了解,目前我國互聯網領域的專門立法多爲監管性內容,而保障網民或互聯網業務經營者權利的立法還較爲欠缺。現行的170餘部涉及互聯網的法律法規中,直接含“管理”字樣的規定所佔比例近64%,而立法目的中含“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或類似權利保護的宣示性表述的互聯網立法所佔比例不到35%。

  “在這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互聯網領域的專門立法應多些權利保障的內容,少些網路監管的內容。” 薛軍說,“在強調網路規制合規範性的同時,應重視網路規制的合目的性傾向,使行政機關可以採取多種多樣的柔性規制手段,尋求更有效的規範方式,對不同的網路問題採取不同的處置措施。”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雲澤表示:“我們對互聯網的管理,應該秉持一種開放包容、鼓勵創新的理念,不能把它管死了,喪失了互聯網應該有的活力。” 同時,互聯網的立法不能局限於法律領域的討論,而是需要來自計算機科學、法學、政治學、傳播學等不同學科的人才組合參與。把這樣的問題上升到立法層面探討,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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