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個政策的邏輯，可以看到，上海的垃圾分類政策，形成了簡單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係，你監督、我執行，並不是基於居民的一致同意的產物。也就是說，上級政府必須不斷的投入監督的人力物力才能 纔能維繫這個體系，財新的報道中援引的觀點驗證了這一點，上海靜安區的某諮詢公司人士認爲“基本的監督機制 機製是必須長期存在的，否則很容易發生倒退，即便普遍養成分類習慣後也不能停止”。這個體系和此前拾荒者爲分類主體的機制 機製完全不同，後者是一個自運行的體系，用不着外部的壓力就可以運作良好。

但基層的事務太多太雜，很多事務都依賴於居民的多數同意，只有多數同意，才能 纔能大幅降低政策執行的成本，比如物業費的收取、綠化改造等。一項政策，如果多數居民心不甘情不願，僅靠監督和懲罰來執行，這個政策對基層機構權威的耗損就太嚴重了，上級機構給他們的壓力越大，執行的越嚴格，就會導致基層居民越重的怨氣，這個怨氣直接由基層機構色承受，會降低了他們對其他 關鍵議題的掌控能力，進而大大降低他們在危機時候的應對能力。